[井冈人物] 我的伯父——贺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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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10-9 1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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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伯父——贺龙才
    一、贺龙才简历
    贺龙才,男,1935年10月出生于大陇。读过4年私塾;
    1952年2月在大陇参加工作,任政府通讯员;
    1955年到吉安参加吉安地委组织的组织干部培训班学习半年,学习结束后被宁冈县委派到山连山垦殖场(山连山垦殖场是当时宁冈县垦殖场的一个分场)任指导员(当时有一批干部作为开基创业的人被派往白石也就是现在的鹅岭乡一带创办宁冈县垦殖场);
    1959年宁冈与 井冈山 合并后调任井冈山管理局公安局任侦察科科长;
    1962年井冈山和宁冈分家后调任宁冈县邮电局任局长;
    1967年1月调新城公社任书记;
    1970年1月调任宁冈县林业局任局长;
    1971年1月调宁冈县公安局(时任保卫部部长)任局长;
    1972年1月——12月下放驻队一年(在睦村公社的上梓塘村);
    1973年1月——1974年10月调宁冈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对1968年宁冈“反共救国军”冤假错案中被打成“反共救国军”的人平反落实政策);
    1974年12月——1975年4月任宁冈县文化教育局任局长;1975年4月29日病逝于宁冈县大陇家中,终年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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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贺龙才生平
       提起贺龙才贺伯伯,只要熟悉他的人无不翘起大拇指、称赞不已!
        贺伯伯虽已过世多年,但我们大家一直都没忘记过他,贺伯伯年轻时的相貌可以说是仪表堂堂,帅气又慈祥!小时候的记忆虽有些模糊,但我依稀还记得,父母管我们兄弟姐妹叫贺伯伯“姨父”,因为贺伯伯老婆陈阿姨和我妈一个姓,而且陈阿姨称我妈妈为“桂香姐”,于是我每看到贺伯伯,再远的距离我也要跑上前去叫上一句“姨父”,其实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他当多大的官,也不知道父母和他们一家到底有多熟悉。我只知道,每次看到陈阿姨就管叫“姨姨”,见到贺伯伯就管叫“姨夫”,而贺伯伯也很乐意的答应。有时在路上碰上了,我立马会叫“姨夫”,这时贺伯伯会摸下我的头,慈祥的问候一声“放学了?赶快回家吧,别让父母担心”。每当这时我心里就美滋滋的,高高兴兴的背着书包回家了。说实在的,在那个年代,如果谁家有位亲戚在外面工作就已经是令人羡慕不已,何况还是一位在当地有着一定名气的亲戚呢?我虽不知道贺伯伯当时当了什么官,也不知道贺伯伯是不是我家亲戚,但我就愿意叫他“姨夫”,更愿意看着他慈祥的面容和亲切的感觉,这种感觉始终还保留在我的记忆当中,这么多年过去了,虽说不是很清晰,但依旧印象很深。
         1975年4月29日,贺伯伯病逝于宁冈县大陇家中,终年40岁。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是父母从参加追悼会后回来说的。爸爸像是在自言自语:真可惜呀,一位大好人就这样去世了,也没留下什么,说走就走了,怎么好人就是不长命呢!爸爸还说:今天参加追悼会的人不仅有大陇人,还有很多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地人,这些人都是来送别的,花圈摆满了整条街,追悼会上哭声一片,是那种自发的哭声听了让人心痛,说着说着,爸爸声音也哑了……

        笔者走访了贺龙才儿子(贺晓智),他讲述道:当年我奶奶起初是嫁到东上乡曲江贺姓人家,由于我爷爷得了肺痨,丧失了劳动能力,无力抚养全家。我爸和我叔从小就跟我奶奶来到大陇圩场(我还有一个姑姑当时已被卖给别人家做童养媳,2012年已过世,享年84岁),开始奶奶以贩卖茶油为生。由于奶奶人聪明,又长得漂亮,加上为人好,来到大陇不久就和当地人混熟了。当地人看奶奶一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就或多或少的帮衬着。慢慢的,当地人看奶奶人不错,就介绍了董爷爷与奶奶认识。董爷爷是湖南人,诚实勤劳、乐善好施,是大革命时期随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大革命失败后迁移到赣南时没有随部队一起走,就留在大陇开了布店,生意做的不错,当时在大陇算得上是有钱人。谁家与谁家闹纠纷、打架,我爷爷都会参与调解,最终牵涉到出钱时,我爷爷都会慷慨解囊。每当逢圩日,看到妇女或老人卖东西收到假银元,我爷爷都是二话不说,立马帮人兑换,损失由自己承担,所以当时在大陇名声极好。开始我奶奶是到董爷爷家当帮佣,做家务,我董爷爷原配老婆是湖南人,小脚,不擅长做家务,又不能生育。慢慢的,董爷爷与我奶奶就好上了。贺爷爷虽然也慢慢的知道我奶奶与董爷爷好上了,但一直也未把我奶奶休掉,所以日子就一直这样过着,生意红火,一家人其乐融融。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45年我奶奶怀孕了,由于要承担大量的家务劳动,当时只要是农历二、五、八的大陇逢圩日,都有很多湖南茶陵一带的人挑盐到大陇,然后粜米回湖南,中午就都是在我爷爷家享受免费午餐,一般不会少于五桌人吃饭,所以奶奶非常辛苦,也就不想要这个孩子,于是自服堕胎药,想把孩子打掉,堕胎药毒性重,孩子胎死腹中生不下来,几天几夜后,我奶奶不幸去世,年仅36岁,丢下了10岁的爸爸和7岁的叔叔。祸不单行,同一年我爷爷的原配夫人也因病去世,受此严重打击,我董爷爷大病了一场。此时贺爷爷要把两个儿子领回东上老家去卖掉,我爸和我叔不肯跟贺爷爷回曲江,要跟着董爷爷在一起生活。无奈下,贺爷爷将我董爷爷告到县衙,董爷爷大病初愈,无力应付,最后是我年仅10岁的爸爸过的堂,并表示坚决不跟贺爷爷回曲江,县衙后来判两个儿子一个随董爷爷,一个归贺爷爷。于是7岁的叔叔跟了贺爷爷,被贺爷爷立马卖给了葛田树背的贺亚村一户贺姓人家做儿子,直到解放后才与我爸团聚。受此严重打击后,家道开始中落,董爷爷心灰意冷,常常打牌赌钱、夜不归宿,布店于是被人洗劫一空。过了一段时间,董爷爷又重新进货将布店开起来了,但是不久又被人洗劫一空。我董爷爷是参加红军闹过革命的人,也打过土豪分过田地,所以历来就不置田买山,而且有点视钱财如粪土,赚的钱基本上都是吃光用光,没什么积蓄。一两年之内,受此严重打击,家里从此也就一贫如洗了,只剩下董爷爷与我爸二人相依为命,一度我爸还到龙市当学徒做鞭炮,小小年纪受尽了师傅的打骂。然而,也因祸得福,没几年解放了,土改时家里被划为贫农,我爸也因为读了几年私塾,参加了革命,开始了他革命的、虽然短暂却也是轰轰烈烈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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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龙才生前合影(最后一排从左到右第二)

        我爸生性聪明,在我董爷爷生意红火时,也被送去读了近四年的私塾。家遭重大变故后无以为继,只得中断学业。1946年爷爷的布店没了,只能摆个小摊点做点小生意,爸爸尚未成年,就跟一帮年龄差不多大的半大小孩做些砍柴打猪草的活计帮衬家里,没事时也会回到自己家原来的店里玩玩,此时店已转给了姓刘的一家人,一次店主在教他儿子打算盘,我爸爸就站在一边看,接连两个中午店主儿子都未学会打“九归”(珠算加法的一种初级练习法),见与他儿子一般大的我爸站在边上看,就说:“龙才,你看会了?打一下试试”。我爸移过算盘,噼噼啪啪,不一会儿就把“九归”打完了,准确无误,气的店主骂了句“笨蛋”,并一巴掌扇在了儿子脸上。第三天中午我爸又去店里“偷”师学珠算,此时店主已经把门栓上不让我爸爸进去了。
        说起土改时参加工作,还有一段趣事,董爷爷参加过大革命,打过仗,但他有七兄弟,其余六兄弟均死在了战场上,最后董爷爷也是为了要给他们董家留一条根,才没跟部队走下去。解放初期,局势并不太平,时有小股土匪活动,加上一些被划成地主的人家仇视土改,所以参加革命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性,我爸在当时的乡公所负责人钟应瑞动员下参加了工作任通讯员,此前并未告诉我董爷爷,待他知道后生米已成熟饭,气的我爷爷暴跳如雷,大骂钟应瑞害了他儿子。
        待土改完成后,我爸已长成了大小伙子,因工作表现不错,人又机灵,又具有初小文化,就被县里选送到地委组织部组织的学习班培训三个月,时为1955年,我爸与我妈新婚不久,一时难舍难分。好在三个月一晃就过去了,回到宁冈后正值全国各地创办农林垦殖场,当时被称为“上山下水”,我爸与另一位比我爸长两岁的徐安泽被派往白石(现鹅岭乡)创办垦殖场,当时县里举办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还留有合影照片,誉为“欢送开基创业的人徐安泽、贺龙才”。从我爸留下来的一些照片和他有时的讲述中,能知道那段时间的工作是非常辛苦劳累的,开荒垦地,犁耙铲锹,蒔田割禾挑担,样样都要带头去做,但同时精神却是愉悦的,经过几年的努力,垦殖场初具规模,秋收时节,硕果累累,内心颇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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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中的贺龙才

        1959年井冈山与宁冈合并,我爸被调到井冈山公安局任侦查科长,进入到公安战线工作,这段时间的公安工作为他以后当上公安局长打下了坚实的业务基础。1960年井冈山与宁冈分家,他被任命为宁冈县邮电局局长,开始了他五年的邮电(邮政)生涯,在这五年中,他工作呕心沥血、废寝忘食,为宁冈邮电事业的发展贡献了他一份力量,尤其是他正直的为人和好的品行受到了众人的褒奖。正因如此,文革开始时,他跟所有的领导干部一样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批斗,但并未受到很大的冲击,更没受皮肉之苦。当时有个别不怀好意的人用报纸糊了个很大的高帽子,内嵌有铁丝,一戴上去便会将皮肉划破,但那人正准备给被批斗的我爸戴上时就被别的人伸手接走了……1967年他调离邮电局,被“三结合”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调任新城公社党委书记,至1969年底整整在新城公社工作了三年,通过三年的工作,他获得了老百姓的一致好评,尤其在1968年的宁冈“反共救国军”这一冤假错案中,在全县冤死的300多人中,当时只有两个公社没有死人,新城公社是其中之一,他也因此成了新城人心目中的“好人”。
        之后这几年里因组织需要,他几乎一年换一个单位,1970年1月至12月任宁冈农林垦殖局局长;1971年1月至12月任宁冈县公安局局长(当年叫宁冈保卫部);1972年1月至12月到睦村上梓塘住队蹲点一年;1973年1月至1974年10月在宁冈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1974年11月调任宁冈县文化教育局任局长;1975年2月生病,于1975年4月29日病逝,享年40岁。
        对他的工作业绩我们不得而知,但对他在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工作略知一二,在此值得一提:1968年宁冈县制造了一个涉及全县各个阶层的“反共救国军”冤假错案,当时谣传7月1日是反革命暴乱日,一时间到处抓“反共救国军”,并对所谓的“反共救国军”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踩杠子、坐飞机、灌辣椒水、薰“六六”粉、大头针钉指甲、十指钉墙并取名为“蜘蛛上墙”,以及头钉五寸铁钉等等酷刑,种类不下几十种,远超解放前的重庆国民党中美合作所。全县被私设的牢房关押2000余人,被打死及忍受不了酷刑自杀的共有300余人。宁冈县落实政策办公室正是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时成立的,经过近两年的工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全县2000余人进行了甑别平反,全部颁发了“平反通知书”,还了所有被打成“反共救国军”的人一个清白。

         贺龙才同志的一生是短暂的,所做的也都是一些平凡的工作,也没有取得什么丰功伟绩,但他对工作积极、肯干、负责、不记个人得失,是一个好同志。正如他逝世时那副对联所写:“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跟共产党走死而后已”,印证了他充满传奇和正直无私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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